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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FA講座 | 西川:母語與思維方式

時間: 202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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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方向-設計啟蒙”系列講座

西川《母語與思維模式》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本科一年級“問題與方向-設計啟蒙”系列講座于2021年9月14日正式開講。第一講邀請詩人、散文和隨筆作家、翻譯家西川進行講座。本次講座中,西川以“母語與思維方式”為題,從詩人的實踐經驗、觀察與研究成果出發,分享“語言”這一絕大多數人在日常中使用,又往往簡單粗暴被視作“工具”的中介是如何影響了人們的思想甚至是思維方式。站在廣闊的學科背景與開放的思想維度上,西川為初到中央美術學院的設計學院新生進行了一場兼具啟發性與挑戰性的“思想風暴”式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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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西川

詩人、散文和隨筆作家、翻譯家

198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文系

曾任教于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

任副院長、圖書館館長

現為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 

在講座正式開始前,“問題與方向-設計啟蒙”系列講座學術主持,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院長宋協偉為學生如何真正進入講座提供了方向,并在發言中點明了本系列講座的目標——培養未來優秀設計師應具備的寬闊、開放的思維狀態。他希望在座的同學們,打開‘中學生’思維,建立作為設計學科學生應具備的良好學科邏輯與研究能力。據悉,在中央美術學院2021學年開始之際,“問題與方向-設計啟蒙”系列講座也將在8周時間內持續邀請學界著名專家學者進行精彩的學術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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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方向-設計啟蒙”系列講座學術主持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院長宋協偉

01母語與“陳詞濫調”式的答案

思維方式與設計工作有什么關系?

西川認為,語言問題即是思維問題,思維方式是擺在每一位創作者面前的重要問題,更與成為一名設計師直接相關。思維方式有多少種?按照美國思想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對于學者思維方式的區分,可分為兩種基本模式:僧侶式思維/科學思維。前者是“坐在樹下,看天上落雨;一拍腦門,認識了宇宙?!鄙畟H式思維形成的上下文與宗教冥想的系統有關,其的特點在于整體性、宏觀性的思考路徑。相比整體、宏大、古往今來式的僧侶式思維,科學思維則更多從有限的角度出發,講求實證、推理與證偽。阿倫特的區分主要針對研究者、學者,人的思維方式遠不止于這兩種,而藝術家、設計師的思維方式也自有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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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

西川進一步分享了其它種類的思維方式,如藝術家群體往往擁有一套“夢的思維方式”。夢的思維方式,分為“一般的夢的思維方式”以及噩夢。和一般的夢類似,噩夢也能帶來靈感、空間、色彩以及藝術創造的可能性。噩夢更擁有一套獨特的語法以及有別于日常生活的邏輯。

另外一種思維,也是最為常見的,莫過于“惰性的思維方式”。它囊括人們于日常生活中獲得的關于生活、關于歷史、關于社會、關于一切的答案。這種“答案”可以滲透在生活中的細枝末節,比如,所謂“不孝不可交”、“人心隔肚皮”、“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文人相輕”、“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等看似暗含“真理”的答案,實際上,都包含有某種“惰性思維方式”的因素,圍繞人們的現成答案,通過“惰性”起效,阻擋了人們對于生活與創造向前一步的思考。當人們選擇不再深究地接受現成答案,實際上也就不再介入生活。

如何獲得更多的思維的可能性?成為擺在每個人面前的一道題,解法或許就隱藏在我們使用的語言中。

02翻譯對現代漢語的影響

每個人都被其語言的對象塑造,不同的語言對于思維方式也有著不同的塑造方式。作為漢語的使用者,漢語與其它語言的塑造方式有何不同?漢語因此具有了怎樣的發展空間?是否正是基于漢語的形成的某種特定思維形式,讓它有著在其它語言中不存在的“陳詞濫調”的答案?在接下來的講座中,西川將漢語與其它語言以比照舉例的方式,具體分析了漢語對思維塑造的特點。作為母語使用者,想要理解漢語,首先需要對漢語本身進行更細化的區分,即嘗試理解現代漢語與古漢語之間的關系。

為加深現場學生對于現代漢語與古漢語的感性認知,西川在現場朗誦了一段由古漢語寫就的詩歌:

何黃金之暗淡兮,何精金之黮黮,

彼圣闕之疊磬兮,委空衢而愁慘。

嘆古郇之眾子兮,比精金于疇曩,

今卑謫于泥涂兮,猶陶工之甕盎。

這個形同楚辭的段落,實際上出自朱維之老先生以楚辭形式翻譯的圣經中的《耶利米哀歌》。通行的圣經官話和合本中,相同段落的翻譯方法如下:“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省中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它與“何黃金之暗淡兮,何精金之黮黮,彼圣闕之疊磬兮,委空衢而愁慘?!北磉_同一種含義,卻由于語言的差異,帶給人迥然相異的閱讀與心理感受,即使是西方的經典,也可以在古漢語的翻譯中帶給人楚辭的錯覺。古漢語與現代漢語之間的某種距離,在同一文本的兩種翻譯中浮現而出,似乎也預示著,母語中包含有諸多層次與豐富的組成因素。

這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當下,古漢語早已排除在中國人的日常使用習慣之外,中國的現代文化顯然是在現代漢語當中推進。試問,當下中國文化能否在古漢語當中推進?西川提出了另一個例子,輔以討論,讓現場觀眾對現代漢語的特性與功能擁有更具體的感受——

我嘗久居大廈中,海日如火染階紅,

楹柱矗立摩蒼穹,夜來恍惚疑天宮。

海波天鏡相擊沖,時有雅樂隨神風,

斜陽光彩映雙瞳,聲色相配何雝雝。

這首貌似“古詩”的段落,來自19世紀中后期現代主義第一位詩人,法國大詩人波德萊爾的《惡之花》。世界想起他,就想起現代主義。

這首詩的更廣為流傳的現代漢語翻譯版本是這樣的:“我曾在那宏偉的廊柱下久居,海日給它抹上了千萬道火光,莊嚴而屹立的巨柱,一到晚上柱廊變得就像玄武原動,那些搖曳著碧空映象的海波,用一種隆重而又神秘的方式,它豐美音樂的全能的調子,跟映入我眼中的日色相吻合?!边@是一首波德萊爾詩歌的兩種翻譯,其中,古體翻譯來自中國古漢語研究大家王力先生,現代漢語版的翻譯來自著名翻譯家錢春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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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春綺《惡之花》譯本

在中國,波德萊爾并沒有依靠古漢語傳播,其現代性體現于現代漢語當中。即使以古漢語翻譯得再精彩,也難以譯出波德萊爾詩作中包含的現代性。從中文的角度出發,中國人對于法國文化的想象,實際上建立在對錢春綺先生譯本的了解之上。這就導致了另一個問題——現代漢語與翻譯之間的關系問題。

當下中國人的現代漢語,已無法支撐起古體詩的寫作,現代漢語也已經不具備古體詩的“意識”,這種變化來自現代漢語發展過程中翻譯帶來的沖擊與影響。

西川隨即梳理了現代漢語的成熟過程:現代漢語起初被稱為“白話文”,可追溯至唐代的王梵志、寒山的白話文詩歌寫作(甚至更早,端看如何定義“白話”這個詞,胡適著有《白話文學史》);后來者包括宋代朱熹在《朱子語類》中使用的白話文,其白話文使用方法距今已不遠;近代,胡適興起白話文運動,現代漢語的發展隨之趨于成熟。白話文與現代漢語的主要區別在于,前者仍面向古漢語(古漢語自身也有一個發展過程),而現代漢語只是將古漢語作為資源加以汲取,且并不面向古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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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

現代漢語的使用與發展與翻譯有直接關聯,中國的革命者,如瞿秋白等人,很早便意識到翻譯對于語言及其意識的改造作用。1931年12月,瞿秋白在寫給魯迅的信中談及翻譯的重要功能:“翻譯——除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么窮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復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幾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余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種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憋@然,老一輩革命者、翻譯家明確地意識到中國革命與社會變遷與語言之間的密切關系。

老一輩語言學家胡以魯等也都同樣意識到翻譯對于現代漢語的作用。西川認為,現代漢語容納了諸多翻譯因素后,產生了句法、詞匯等方面的變化。例如,與西方制造長句的語法不同,古漢語的長處在于短句,隨著翻譯的介入,古漢語的短句逐漸演變為長句。古漢語中,最漂亮華麗的當屬駢文,駢文極大地發揮出短句擅長對仗、修飾、適宜抒情的特點。相比英語,中國古代漢語由于沒有從句,因此無需過多邏輯思維。受西方語言影響,現代漢語的句子長度與其中的邏輯思維同步增長。這是否導向不同的語言節奏,看待世界視角的差異,甚至不同的思維方式?

翻譯對現代漢語的另一大影響體現在詞匯上,現代漢語容納有海量的外來詞匯。其主要源頭是日語,日本人用漢字翻譯了很多西方詞匯,后來這些包含了“現代性”的翻譯詞匯進入我們的語言。這些詞匯包括:神經、身份、審美、升華、生理學、生產、生產關系、生產力、階級、經濟、企業、投資、資本、質量、情報、世界觀、市場、工業、手工業、素材、素質、速度,交通、警察、公認、公訴、公民、公仆、公報、義務、環境、意識,唯物論,唯心論、偶然、必然、進化、退化、精神、目的、目標、母校、終點、條件、內容、講座、講演、作品、...... 甚至“美術”,它來自Fine Art。英文“art”的含義就是“藝術”,沒有“美”,“美”是fine。但中文的“美術”二字,致使國人談起藝術便很自然地首先聯想到“美”,這樣一個翻譯詞匯,深深扎根在中國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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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現場

另一難以忽略的影響來自馬列主義的翻譯。在我們社會中,近年來出現了一種傳統文化回潮的現象,相對應的是,人們所謂立足東方文化的討論,又往往使用現代漢語這樣一種早已“國際化”的,且被馬列主義及其背后現代性影響的語言來討論傳統文化。

那么,現代漢語是否可以與古漢語分享同一種可能性?現代漢語的美與古漢語的美,是不是同一種美?現代漢語的雙音節,與古漢語以字為基本語義單位的單音節,呈現出不同的語言節奏,也就呈現了不同的世界。由于語言的變化,現代中國人似乎比古人有了更多的邏輯性,但在世界范圍內,中文仍顯得太容易,也太喜愛抒情。抒情在中國人的日常中俯首可見,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終滲透到社會中,組成一個個現成的答案。值得注意的是,中文擅長的“抒情性思維”,是一種更易下定論的方式。是否容易引發前文提及的“惰性的思維方式”,值得中文母語使用者的思考。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中國人的母語擁有抒情性,它充滿了外來語詞,以及有限的句子長度。使用這種語言工作的人如果想要了解它在當今世界上的處境,可以從了解母語與非母語的區別,古漢語與現代漢語的關系,以及現代漢語中的翻譯等問題入手。

03幾種工作方案和語言/思維的可能性

在分析現代漢語的形成與特點后,西川介紹了他所觀察到當下漢語使用者的幾種工作方案:

第一種工作方案試圖返回20世紀30、40年代“純潔的”現代漢語。這部分寫作者認為最好的漢語屬于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相較之下,今天的漢語顯得粗鄙。西川認為,考驗漢語的一種方式是翻譯。他意識到,復雜艱深的哲學書籍,無法使用30、40年代的漢語進行翻譯。足見這種漢語的容納廣度,與作為語言的功能比較有限。西川犀利地指出,試圖回到30年代漢語的寫作者往往具一種“懷舊博物館”意識。那些不擔心中國人思想狀況,只關心抒情的人,總是試圖返回20世紀30、40年代“純潔的”現代漢語。然而,“博物館”意識的萌生,往往是出于當代生活中的某種欠缺。

第二種工作方案是回到方言。這種工作的敵人是“一本正經的官樣文章”,例如“新華體”。他們希望從主流的文字中撤離,回歸方言,這意味著一種抵制主流中的欠缺的努力,試圖讓語言獲得“棱角”。在中國當代小說家、詩人和電影人的實踐中,都不乏回到方言的嘗試,設計工作也有類似的例子。國際化的設計與地方化的設計,后者便是設計回到“方言”的一種形式。

第三種工作方案是在文字中找回身體狀態。讓語言變得性感,帶有疼痛感,獲得溫度,讓文字擺脫形而上,回到淺層次的日常狀態。在美術界,包括美院也有類似的工作方案。語言之于文學,換算成美術問題,是一種大家共有的風格、表現方式與近似的文化趣味。

在這三種以外,還有一種努力,是社會中少數人在進行的語言實驗。美院也有實驗藝術系,而在使用語言工作的人群中,一部分在進行語言實驗的人,希望讓語言充分表達經驗、反諷、思辨。實驗要達成何種目的,至今也沒有人能明確地描述出來。

以上四種工作方案,就是西川對于當下年輕人,新一代知識分子、藝術家正在進行的工作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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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漫長的星期六》

在講座的結尾,西川援引美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在《漫長的星期六》中一段話,希望幫助在座年輕人理解一種語言可能遭遇的處境、困難以及它未來的可能性——“英語這種語言的勝利,噢,反諷一點的話,這種工業的、技術的、科學的、經濟的、財政的世界語的勝利,是跟美國的政治權力息息相關的。英美語言以一種很難解釋清楚的方式,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承諾,而其他的偉大語言則處于疲態和明顯的感傷情緒中。這是多么值得研究的素材!”

無論斯坦納看待英語與其他語言的特征是否客觀——即使中文并沒有處于疲態之中,當下的中文也的確具有某種感傷情緒——西川認為人們仍可以借用這段話討論中文問題。套用斯坦納對語言處境的判斷,中文的處境或許同樣與中國的政治相關,而語言及其思維的某種可能性,往往是在遭遇問題之際才真正浮現。

文丨孟希

講座現場圖|胡思辰



講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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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名稱:“問題與方向-設計啟蒙”系列講座

學術主持:宋協偉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院長

講座主持:孫子唯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副教授

講座策劃:設計學院教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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